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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的家訓
第一，齊家治家。
與儒家倡導的“齊家”思想相適應，傳統家訓都把家庭和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團結”作為“家道隆昌”必不可少的條件（參見孫奇逢：《孝友堂家訓》），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相處對於“齊家”、“興家”的極端重要性。在強調睦親齊家的同時，傳統家訓特別是宋代以來的家訓大都總結、傳授家政管理、家業置辦等方面的具體經驗及詳細措施。
傳統家訓在論及家庭成員之間關係的調適時，主要是論述父子、兄弟、夫婦“六親”（“六親”也有其他說法）之間的關係，認為“一家之親，此三而已也”（《顏氏家訓》）。當然，家訓也談及親屬之間的關係的調整（如司馬光《家范》中就論述了甥舅、舅姑等姻親關係）。在處理這些關係時，傳統家訓基本上以儒家家庭倫理思想為依據而加以闡述和發揮。
在父子關係上，強調父慈子孝。由於封建經濟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然經濟，家庭財產的繼承，家庭權力的轉移都是由父輩決定的，因而子輩絕對地服從、孝順父輩就成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規範。《袁氏世范》說：“子之於父，弟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曹，奴婢之於雇主。”值得提出的是，盡管家訓的作者們無不將“子孝”作為處理父子關係的主要方面，有的甚至宣揚“愚忠”、“愚孝”，但也有不少家訓同時提出了“父慈”的要求，要家長在不失權威的條件下，對子女家人寬以待之。如明仁孝文皇后所言，“上慈而不懈，則下順益親”，否則“父不慈則子不孝”，於己於家都不利。許多家訓還對家長提出了正身率下、愛子貴均的要求，認為假如家長持心不公，家庭必然不和。
在夫妻關係上，強調夫義婦順。古代家訓深受封建綱常禮教的影響，同樣以“夫為妻綱”、“男主女從”作為調適夫婦關係的行為準則，宣揚“烈女不更二夫”等男尊女卑的觀念，但也有一些家訓主張一夫一妻，“嫁女不論聘禮，娶婦不論奩貲”（姚舜牧：《藥言》），反對“從一而終”，夫死允許改嫁（蔣伊：《蔣氏家訓》等）。
在兄弟關係上，強調兄友弟恭。兄弟妯娌間的和睦相處甚至是“齊家”更為重要的條件，如《顏氏家訓》所說，這是因為兄弟之間“各妻其妻，各子其子”，易生嫌隙。兄弟之間的關係處理好了，妯娌之間的團結合作才有了保證。
傳統家訓在論及治家之道時，重點闡述了四個方面：一是嚴謹治家。封建家長們深知興家之艱難，在家庭的管理上都非常謹慎，譬如《袁氏世范》的《治家》篇就有72則，幾乎涉及家務管理的各個方面。二是勤儉持家。“一粥一飯，當思來自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朱子家訓》）不少家訓還具體規定了宴會、衣服、嫁娶、喪葬、祭祀等的標準，嚴格控制開支。三是忠厚傳家。許多家訓都要求家人寬柔慈厚，說明“祖宗以厚德啓其後昆，則寢昌寢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張履祥《訓子語》）的道理。四是善視僕隸。在處理主僕關係時，傳統家訓除了強調嚴加管束僕隸一面外，也要求家人善待他們。如袁採叮囑家人，婢女大了要送還其父母，僕隸無家可歸者應養其老；鄭板橋囑咐弟弟燒掉前代家奴的契約債券等等。
第二，教誡子弟。
由於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特別強調修、齊、治、平的統一，把“修身”視作“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受其影響，作為家庭教育教科書的家訓也都把教育子弟家人立身修德擺在突出的位置而反復強調。其主要內容有：
蒙以養正。家訓的作者們很是強調早期教育對子女成材的重要性，認為“端蒙養是家庭第一關係事”（《孝友堂家訓》），反對溺愛、寵愛孩子，將愛與嚴格要求結合起來。
勵志勉學。許多家訓都勉勵子弟立大志、成大器，做一個有作為的人。認為“人無志，非人也”（嵇康：《家誡》）。有的家訓還闡述了立志與成學的關係，“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諸葛亮：《誡子書》）。家訓的作者們還把自己的治學經驗、方法傳授給子弟，以培養他們的良好學風。
應世經務。難能可貴的是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社會，仍有許多家訓都要求子弟耕讀並重，學些技術、手藝，以自食其力、自立於世。陸游“時時語兒子，未用厭耕鋤”（陸游：《劍南詩稿》）。霍韜《渭崖家訓》中論述了子弟參加農耕的重要性，認為“幼事農業，則習恆敦實，不生邪心。”他還主張鄉村學校的先生，應該考核學生從事農業生產的情況，凡恥於耕作者應予以休罰，如連犯三次，就開除他的“學籍”。紀曉嵐甚至顛倒了自古以來“士農工商”的排列次序，向兒子灌輸“農居四民之首，士為四民之末”（《紀曉嵐家書》）的嶄新觀念。《龐氏家訓》等家訓著作中還寫入了一些農副業生產的經驗。
奉公清廉。不同時代、門第的家訓中都教誡家人清白做人，勿貪勿奢，注重節操名聲，特別是一些官宦家庭的家訓。趙鼎的《家訓筆錄》認為“凡在士宦，以廉勤為本”。包拯對貪官嫉惡如仇，囑告家人“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包拯集》卷十《補遺》）並命人刻在石上，以詔後代。
報國恤民。這一方面的內容主要體現在帝王、仕宦之家的家訓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清聖祖玄燁的《庭訓格言》都告誡子孫們要不辭辛勞，認真處理國事，關心百姓的生活。許雲《貽謀》要求子弟為官者“不論尊卑，一以廉恕忠勤、報國安民為職。”許衡《訓子》詩要兒子“身在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
杜絕惡習。在強調進德修身的時候，傳統家訓無不將戒除惡習放在首位，諄諄告誡子孫千萬不要沾染賭博、酗酒、遊手好閒、搬弄是非等不良習性。要他們知錯能改，“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能親，雖生人世上，難為人上人。”（邵雍《誡子吟》）還有不少家訓詳細規定了對沾染惡習的子弟們的懲罰措施，輕則杖責、鞭撻，重則免祀、開除出族，甚至處死。
第三，處世指導。
一個家庭、家族要自立於社會並獲得發展，不僅要處理好家庭內部的關係，而且要處理好與外人的關係，因而傳統家訓在教誡家人子弟時，大都結合自己的經歷及處理社會生活、人際關係的經驗，傳授處世哲學、處世之道。概括起來，大致包括以下內容。
和待鄉曲，寬厚忍讓。許多家訓都一再叮囑家人要謙恭謹慎，寬厚待人，特別是對鄉親鄰里，更要“寧我容人，毋使人容我。”（鄭太和等《鄭氏規範》）
審擇交遊，近善遠佞。朋友關係是五大倫常關係之一，許多家訓的作者都注意到了社會環境和友鄰品行對子弟成長的重要影響，反復教誨他們要慎重交友。近君子，遠小人。交“敦厚忠信，能攻我過”的“益友”，不交“諂諛輕薄，傲褻狎，導人為惡”的“損友”（《朱熹給長子書》）。
救難憐貧，講究人道。不少家訓中都體現了扶危濟困、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教育子弟家人發揚人道精神，量力濟人。
明哲保身，謹言慎行。在缺少民主的專制時代，鑒於統治階級內部爾虞我詐、相互傾軋的事實，不少家訓都教育子弟恪守深自韜晦的處世之道，“多說一句不如少說一句，多識一個人不如少識一個人”（高攀龍：《家訓》）。
二
傳統家訓在對子弟家人實施上述基本內容的道德教化時，在途徑和方式、方法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絕大部份是行之有效的。擇其要者，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教化制度化。
比如建立定期的“家庭民主生活會”制度。這是一個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相似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相結合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不少古代家庭的家訓中都有具體的規定。譬如《龐氏家訓》規定，每月初十、二十五兩天召開家庭會議，合家老小都來參加。會上，各人講述半個月來的勞動生活情況及所見所聞，“或善惡之當鑒戒，或義所當為，或事所當己者，彼此據己見次第言之。各傾耳而聽，就事反觀，勉加檢點。”這樣的生活會可以收到“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的效果。家訓還規定“家庭民主生活會”大家輪流主持，形式、時間不拘。凡是無故不到會者，就是“自暴自棄之人”。
第二，教化途徑、方法的多樣化。
一是注重家風的陶冶。不少家族都十分注意純樸、善良、正派的家風對子弟品德養成的重要影響。如唐代3700多人同居、19代共飲、被皇帝賜以“真良家”的江州陳氏家族，以及橫跨宋元明三代，被元、明兩代皇帝屢次旌表的浙江浦江鄭氏家族，正是依賴家庭和睦、子弟孝順、勤業守法、積善累德的良好家風的傳承才自立於當時、傳名於後世的。
二是以身立范、立教，潛移默化地陶冶子弟的品德。不少家訓的作者對於子弟既重言傳，更重身教。例如明代袁參坡的夫人李氏，雖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卻是一個人格高尚的女性。她不僅對前夫的孩子視如己出，而且以自己的榜樣示範給他們以勤儉持家、體恤貧窮、寬以待人、以德報怨等美德的熏陶（參見袁衷錄：《庭幃雜錄》，《叢書集成初編》第975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被譽為“立身行己之要，型家應物之方”的明代官吏溫璜在母親的言傳身教下，成為一個忠君報國的忠臣。他在清兵南下時率領軍民堅守不降，最後全家自殺殉節。《四庫全書》的編撰者們在《溫氏母訓》的提要中轉引了這段史實以後，對溫母的家教作了這樣的評價：“知其家庭之間素以名教相砥礪，故皆能臨難從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也。”（《四庫全書》第717卷，522頁）原刊印者在《跋》中也評論溫母“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賢母造就不虛也。”（同上書，529頁）
三是運用格言箴語、詩詞歌訣體形式，以收易記易循之效。這些形式的家訓讀物生動明快，便於記誦和踐履。如徐奮鵬的《教家訣》、龐尚鵬的《訓蒙歌》、邵雍的《誡子吟》、范質的《戒從子詩》、陸游的示兒詩等等都是很有名的。還有一些以箴言、格言、警語的形式寫成的家訓，如曾作為蒙學讀本、流傳很廣的清代學者朱柏廬的《治家格言》、明朝官吏吳麟征的《家誡要言》等等就是這樣的家訓著作。
四是填寫《功過格》，以知非改過。教育家人用填寫《功過格》的方式以培養自己的品德，可以說是一種十分新穎的做法。明代袁黃的家訓《訓子言》中就向家人介紹了自己通過這種形式砥礪德行的具體方法。他將“功格”和“過格”各分為50條，每一條都標有做此事後應得的分數。要求兒子每天晚上認真填寫，這樣“日日知非，日日改過”，道德水平就逐漸地得到了提高。
五是刻石立銘，以便於時時對照檢查。這種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如：明代陳繼儒的家訓著作《安得長者言》的導言中說，他平日將所思所聞隨手題在屏風上，以便子孫們躬耕之餘閱讀，受到教育；呂坤將他為家人子弟制定的居家做人、積德行善的《孝睦房訓辭》撰刻在“戒石”上，要他們“朝夕誦思”，檢查自省；清代的左宗棠要兒子將其信中有關修身做人的訓示，貼在墻上，經常反思。還有不少家族將家訓懸掛於祠堂或載於家譜，要合家老小對照實行。
第三，奉行“明刑弼教”的宗旨，輔以家法、族規的約束。
運用懲罰手段加強對家人子弟的規戒，是宋代以來家訓的一個發展，宋及以後的不少家訓中都對違背家訓者作了懲治性的規定。這與中國儒家所提倡的“德主刑輔”的主張是相適應的，不少做出懲罰性規定的家訓的制訂者們明確指出其目的正是為了對族人、子弟的教化、訓導。清代安徽環山的《余氏家規》指出：“家規之設專主於教，宜無事於法，然不能不借法以行教。”（《余氏宗譜·家規》）這樣，教化輔以懲罰，更有利於約束品行不端的子弟、族人，避免違法犯罪而導致整個家族罹禍。這對保持家族的生存和發展，對於維護宗族成員的團結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這些家法族規督促族人嚴格遵守封建統治階級制定的法律規範，也從家庭這一最基本的社會單位入手強化了國家法律，維護了封建統治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三
僅就上述傳統家訓教化的這兩個方面而言，就有不少內容能為我們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首先，在教化的指導思想上，揚棄教家立范與修齊治平相統一的家訓宗旨，通過強化家庭教育來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質。
在封建社會，將家庭教化提高到治國平天下的高度，“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寒鬆堂集·奏疏》）。朱元璋當上皇帝的第二年，就親自製訂、頒佈了包括“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做非為”在內的《教民六諭》，強調家庭教化。盡管社會已經發展到今天，但家庭仍然是社會的細胞，公民良好道德品質的培養仍然要以家庭教化為基石。家庭教育搞好了，公民的道德素質的培養和提高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其次，在公民道德素質養成的內容上，弘揚傳統家訓教化的積極因素，為我國現階段的公民道德建設服務。
傳統家訓發展、盛行於封建社會，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唯心主義和封建綱常禮教的糟粕，這無疑是要批判、拋棄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由於傳統家訓文化是父祖對家人、子弟的訓誡告勉，因而板著面孔說教的，完全陳腐的、封建的東西就少得多。實際上，實是求是地分析前面所述的傳統家訓的基本內容，無論是治家齊家的經驗傳授、對子弟修身做人的訓誡，還是對家人處世哲學的指導，其中的絕大部份都是可以揚棄、借鑒來為我們今天的家庭道德、社會公德的培養和公民健康人格的塑造服務的。
第三，在公民道德素質養成的途徑上，汲取傳統家訓教化注重家風熏陶、養正於蒙、親情感化等做法，以取得最好的效果。
家風是一個家庭、家族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過程中所形成的較為穩定的生活作風、傳統習慣和道德面貌。許多家訓都要求子弟繼承本家族的清白家風，“富貴苟求終近禍，汝曹切勿墜家風”（陸游：《示子孫》）。雖然像前面提及的陳氏、鄭氏那樣的大家庭今天已不復存在，但是良好的家庭環境、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圍顯然有利於人們優良品德的形成。
蒙以養正，是傳統家訓教化的一個鮮明特徵。被推為“家訓之祖”的《顏氏家訓》就極為強調蒙養的重要性，清代學者孫奇逢在《孝友堂家訓》中甚至認為“端蒙養是家庭第一關係事”。從現代教育理論看，從小加強對孩子正確的思想道德教育，是符合教育規律和道德品質養成規律的。“蒙以養正”給我們的啓示是，公民道德素質的培養始自家庭，從源頭抓起，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由於家訓教化是建立在血親倫常關係上的教育，所以父祖在對子孫的教誨中多是關懷慈愛，循循善誘，將親情的感化與嚴格的要求統一起來，使得“慈愛不至於姑息，嚴格不至於傷恩”（仁孝文皇后：《內訓》）。親情愛心的濡染浸潤可以使得受教化者愛其親、信其道，大大增強道德品質養成的功效。
第四，在方式方法上，借鑒傳統家訓教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上文提到的傳統家訓教化的許多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鑒來為我們今天的公民道德素質的養成服務。比如家長的率先垂范。古代家訓教化中非常注重家長、族長、宗正的道德修養，要求家長正身率下，公正地對待每一個家庭成員，不得偏私。家長能夠以身立范，子弟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公民基本道德素質養成的過程中，家長的示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要培養孩子的優良品德，首先要家長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再如教化的制度化。我們的公民道德建設既需要家庭的教化基礎，更需要教化的制度保證。傳統家訓的發展史也證明，凡是德風淳厚的家庭、家族，無不是管理、教化制度完善、措施得力的家庭、家族。
四
繼承和弘揚傳統家訓教化為我們今天的公民道德養成所用，是一個有價值的課題，需要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這裡有幾種關係有必要強調提出並應該認真探討。
一是批判與繼承的關係。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家訓教化內容、途徑和方法有許多都已經落後於時代的發展，因而哪些是應該批判、捨棄的，哪些是應該繼承、保留的，需要根據我們今天的社會現實和《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及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本要求認真地進行分析、比較、取舍，尋找傳統家訓教化與我們培養公民道德素質的契合點，使其“古為今用”的價值得到最好的利用。
二是繼承與創新的關係。今天的家庭狀況與古代的家庭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而在封建宗法社會中產生、發展起來的家訓文化亟需加以梳理和創新。繼承傳統家訓教化與實施新型家訓教化的關係也就成為一個必須認真探討的課題。這就需要從事倫理學、社會學及家庭教育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共同努力。
三是家庭教化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坐標問題。如上所說，當今社會中家庭仍然承擔著一定的教育職能，甚至可以說家庭教育是整個社會教育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份。家庭教育優劣得失、家庭文明程度高低反映和體現著一個社會的教育狀況和文明程度，而這又依賴於家長的道德素養和家庭成員的思想道德素質，因而家庭教化應成為家庭成員積淀道德品質、建設道德文明的重要環節，我們應該站在這一戰略高度認識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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